创造偶像,是领袖,也是 “神” 、“父亲” 和

Haozi 2020-05-01 11:57 酷崽儿们都在这

 

  一九三六年,柏林正在举办夏季奥运会,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频频出现在赛事现场。某一天,一位名叫 Carla de Vries 的女士,勇敢地冲上了希特勒所在的主席台,并吻了他。

  一九三六年的希特勒正是意得志满,如日中天,受到国民狂热的爱戴。但这位那个女士的举动还是成了大新闻,因为她不是德国人,而是美国人。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普通女性,不远万里来到德国,只为近距离给自己的偶像希特勒拍一张照片。而且历史赋予了她额外的酬赏:当发现自己竟然距离偶像那样近的时候,她勇敢地拨开了警卫人员,冲上前去,让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亲吻过希特勒的美国女人。更有戏剧性的是,Carla 第一次吻上去时,希特勒推开了她。但她锲而不舍地吻了第二次,这次成功了。
女人亲吻希特勒

  据说希特勒被强吻后非常不高兴,有一些警卫因此丢了工作。但这事本身则被纳粹作为宣传材料记录,成为希特勒 “受到世界人民爱戴” 的证据。 独裁者从不缺爱慕者,政客的偶像化也日趋常见 —— 赢得选举往往得靠大众的情感认同,而不仅仅是理念认同。得以上位的政客,又通过手中的权力去操纵和加固大众情感,其中最有效的,莫过于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传播。无论是纳粹的宣传策略,还是特朗普的竞选纲领,或普京的自我形象塑造,其实都可简单归结为:我就是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与政客的偶像化,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总是成对出现在当代历史中。

  希特勒是最早通过操纵大众心理掌握国家权力的独裁者。纳粹的宣传工作是如此有效,今天看来仍是最妖艳的一朵恶之花。纳粹宣传的总设计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那就是把抽象之爱具体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大众对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恐惧,用一系列高明的隐喻和转喻,改造成实实在在的物质行为,并许诺这种行为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比如,针对工人阶级,戈培尔提出了“面包加工作”的宣传口号,旨在把工人阶级对剥削制度的反抗,转化为对“既有面包又有工作”的物质生活状态的追求;针对女性选民,则在全国范围内张贴与“母爱”有关的宣传海报,把亲子之爱与爱国情怀搅在一处,有效动员了女性选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纳粹党则被塑造为 “面包的提供者” 和 “母爱的保护者”
纳粹德国的宣传海报

  纳粹德国的“母爱”主题宣传海报 对希特勒本人的偶像化是戈培尔的神来之笔。他不仅想要将这位形象并不出众的政客塑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领导者,也要让他成为一系列具体之爱的对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戈培尔充分运用了当时的新媒体:电影。他精心设计希特勒的身体语言,并让他的特写镜头出现在各种影像宣传片之中。 纳粹宣传品的登峰造极之作《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出自历史上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之手。这部影片拍摄的是1934年纳粹党在纽伦堡的集会,到了发行的1935年,纳粹党已完全掌控德国政权。这部作品则让希特勒从元首步上偶像的神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里芬斯塔尔采取了两个最实用的方法:将希特勒塑造为神和父亲。

  影片一开场,希特勒搭乘专机 “从天而降” 。借助背景中大量出现的宗教隐喻(如教堂),以及希特勒出现时的光影和拍摄角度,他被描绘为一位带有神性的精神领袖。美国电影理论家 Frank Tomasulo 在他的论著中说:“里芬斯塔尔镜头里的希特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德意志弥赛亚,只要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他手,他就一定能够拯救国家。”

  里芬斯塔尔还大量的使用了 “儿童” 这一元素。被健康、动感的德国儿童簇拥着的希特勒,无疑同时代表着“未来”和“父爱”。对儿童形象的利用,是纳粹宣传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这种策略将人性中最美好、最单纯的情感转化为暴力工具。但这样的手段,并未因纳粹党的覆灭而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拥抱并亲吻小孩”如今已经成了西方政客赢取民心的常规操作。
纳粹希特勒和小孩希特勒的父爱宣传

  希特勒既是高大、遥远和神圣的,又是亲切、善良和市井的。 “神之爱” 与 “父之爱” 这两套形象话语彼此兼容,传递出他的无所不在。

  除领袖的偶像化外,戈培尔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策略,那就是制造敌人。在不能对外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只能在人民内部划定 “敌人” 。在戈培尔看来,这项工作必须要完成,因为共同的仇恨比共同的爱更能团结人民,而为了团结,一些人可以被牺牲。令人心碎的是,他说对了。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共产党成为了纳粹为 “团结” 人民而挑选的祭品。

  不过戈培尔最成功之处,仍在于其完美地模糊了纳粹党、德国国家和国家元首三个政治概念之间的界限。德意志帝国的旧旗帜总是与纳粹党的党旗共同出现;希特勒既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也参与传统的中世纪狂欢庆典;希特勒时而向一战阵亡士兵献花,时而向任命他为总理但对纳粹党十分厌恶的魏玛共和国前总统兴登堡致敬……对各种政治符号的精心搭配与混用,赋予了希特勒“真·三位一体”的神性身份。

  至1938年,希特勒的上述形象已经完全固化。据德国名记者、历史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记录: “这一年,那些在1933年投票反对纳粹党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超过90%的德国人民相信并崇拜自己的元首。” 希特勒的任何战争决定,都因他的形象与 “祖国” 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不容置疑。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则是以维护国家之名,行种族清洗之实。但再拙劣的理由,也能在领袖 “圣三位一体” 的光环中被合理化。所以,纳粹宣传最恶之处,不在宣传手段本身,而在其有意识地篡改、利用朴素的人性与爱。而它最特别之处,在于通过现代宣传观念和传播技术,将 “关怀” 这一情感元素,前所未有地融入到了国家主义这个政治议题之中。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流行叙事中,希特勒早已成为邪恶的代表,但戈培尔主义拥有反而超越历史的影响力,以各种各样隐晦的方式体现在当代政客的宣传活动中。
讽刺希特勒的电影

  特朗普无疑是一位深谙戈培尔主义之道的当代政客,他很擅长把抽象的政治理念具体化。比如在特朗普这里, “移民” 扮演了 “犹太人” 当初同样的角色,先让这个群体成为一个 “问题” ,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讨论如何 “解决” 这个问题。

  特朗普有成为宣传家的资质。作为曾经美国最成功的电视明星之一,他比其他政客更加擅长用大众喜欢听也听得懂的语言去将十分复杂的政治议题口号化。正如戈培尔将工人阶级的困境阐释为 “面包加工作” ,特朗普也将复杂的移民问题阐释为 “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 。

  《滚石》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感慨:谁能想到,特朗普这个结过三次婚、满嘴谎言、动辄渎神、物质至上主义、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竟然受到了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崇拜?由此可见,对于大众来说,无论是普遍的 “神性” 还是普遍的 “人性” ,必须要有自己能够理解的简单的形式,否则便不会得到承认。让一个政客成为 “偶像” 的关键,就是要使他既高高在上,又能讲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在美国国力的影响下,对特朗普的偶像崇拜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印度有一位铁杆川粉Bussa Krishna,制作了一座2米高的特朗普塑像,每天对着它叩拜祈祷,并祝特朗普万寿无疆。特朗普和他的崇拜者


  在厌恶特朗普的人看来,对特朗普的崇拜很个很糟糕的信号。2019年8月,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在荷兰参加过对德战争的退伍老兵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记忆中的纳粹宣传与如今特朗普主义之间 “令人不安” 的相似。其中一条就是:希特勒和特朗普都尝试用 “对领袖的忠诚” 替代 “对国家和宪法的忠诚” 。或者说,他们都在努力搅混人们对国家、政党和领袖这三个概念的认知。

  然而当民主党政客在推特上批评特朗普,迎来的却往往是网民的群嘲。这些政客其实没整明白:特朗普的成功并不是党争的成功,而是话语体系的成功。南希·佩洛西议长如果也做得到在推特上说 “哇好棒” 以及 “美国最好,我们赢了” ,那她多半不会在中文互联网上被讥为 “白左” 的代表。宣传战从来不是优雅的游戏,互联网则是比电影更 “直白” 的媒介。在这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永远比反过来更讨人喜爱。1930年代,宣传家绞尽脑汁去培育 “狂热” ,而现在,在高度发达的流行文化工业的作用下, “狂热” 永远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只待翻云覆雨手去撩拨。在今天的俄罗斯,代表着民族崛起并有望一直领导国家的总统普京,也是最为炙手可热的流行偶像。年轻人在家中悬挂他以国旗为背景的画像,并身着印有他头像的创意T恤。该国的政治领袖偶像化进程已有20年历史 —— 早在2002年,已有流行乐团推出《嫁人就要嫁普京》的畅销单曲;2010年,普京在面向全世界播出的一台电视晚会上登台演唱,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有个人音乐作品的元首。现代社会解放了人的天性,大众终于可以把偶像视为梦中情人,这是希特勒都未曾享受过的待遇。

  更喜人的是,对于更年轻的政客来说,成为偶像的道路越来越多了。就算没有特朗普的口才和普京的歌喉,也还可以在衣着打扮上下工夫。2017年,即将成为奥地利总理的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时尚版。后来作为一位欧洲大国的元首,他收获了《纽约时报》这样的评价:“他以修身的西装、敞开的领口、顺滑的背头以及从不扎领带而闻名。”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如何通过穿得体的衣服来赢得一场选举》。

着装得体的政治宣传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位年轻的领袖,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者 Sylvia Kritzinger 如是评价: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都是极端主义的陈词滥调,无外就是指责移民,说他们不是奥地利人,但大家看到他就是觉得很舒服。是啊,谁能抗拒 “大国元首” 和 “小鲜肉” 这样的反差萌组合呢?

  与戈培尔的时代比,今天的偶像政客身上显然少了些宗教性、多了些肉欲感,这也是宣传思想与历史同步的体现。自从马克龙、库尔茨和特鲁多成为欧美大国的掌舵人,大众对于(仍然以男性为主的)国际政客的评价就陷入了一种怪怪的画风。对此,已有161年历史的老牌自由派报纸《爱尔兰时报》在2017年搞了个“全世界最性感的男政客评选”,加拿大的特鲁多拔得头筹,法国的马克龙位居亚军,而排在第三位的竟然是……金正恩。普京、特朗普均榜上有名。这当然是恶搞,但恶搞亦是一种态度。编辑在卷首语中写道: “对了,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老爷们给物化一番!” (Yeah, we’re going to totally objectify some dudes!)文章还反问读者:当英俊的马克龙在你耳边喃喃低语 “Hey girl, 我们一起搞一搞企业的私有化好不好” ,你忍心拒绝吗?

  这让我想起尼尔·波兹曼曾经不无刻薄地说过: “如果你重达300磅,那么你给观众带来的恶心感,是你无论用多少严谨的逻辑和多少振奋人心的承诺都无法抵消的。” 如今, “牌儿亮条儿顺让人舒服” 已经成为大国领袖的必修课。如果戈培尔泉下有知,是会觉得欣慰还是懊恼呢?欣慰的是,他的主义有人发扬光大;懊恼的是,80年前需要殚精竭虑的偶像宣传策略,如今变得如此简单。未来的政治或许越来越具爽感、越来越赏心悦目。但它的代价是什么呢?其实早在1935年,本雅明就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法西斯主义就是政治的美学化。在荷马的时代,人类是奥林匹亚诸神的景观;而在今天,人类自己把自己变成了景观。”历史实在是没有教会我们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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